这是一个“技术”开始不断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时代，不是“润物细无声”式的，而是直接的介入。因此，“技术”慢慢成为我们话语的中心——不是以一种威胁、恐慌的态度，就是过于乐观的方式。这可能是“摩尔定律”所产生的效应：技术发展的周期缩减到肉眼可见的程度，越来越集成化和智能化。这种倾向也在艺术世界中蔓延：它不再是稳定的、不变的、永恒的。“生成”越来越成为艺术与世界展开对话的前提——艺术不是要把这一切知识囊括进来，不断的膨胀；而是要在这些领域中寻得“生成”的空间，扩大经验言说和表达的范围。

我们在此关注并试图定义艺术中的生成主义(Enactivism)是因为对于很多艺术家，特别是在绘画媒介工作的艺术家来说，对于过程的认识和强调都已经成为了他们日常创作的一部分；但可惜的是，大多数上述艺术家因为语言的缺失或模糊，并没有真正将自己对于过程的认识认知为一个有价值的视角。我们在本文中以及在本次展览中强化生成主义(Enactivism)这个概念，即为了将上述认识确定一个语言层面的锚点，并希望通过这些工作为当代艺术的观者和收藏者提供一个新的对此类作品的认知路径。

在艺术的语境中，无论在艺术史中还是在当代，我们都非常习惯性地使用着“作品”和“工作”这两个词，用以描述艺术家所提供的产品，即“（创作）工作的结果”——作品；以及生产作品的过程——工作。“工作——作品”作为一个认知框架，在艺术的认知模型中扮演着底层的，根基性的常识性共识。而正如本文一开始所指出的，这个认知框架绝不是真理式的，相反，它是缺乏理性和逻辑基础的。所以有一些艺术家以休谟的怀疑论作为自己工作中最首要的工具，通过创作，质疑“作品-工作”即“过程-结果”的认知框架，转而强调另一种以“过程为核心”的认知框架——这些艺术家即是本次展览中我们关注的生成主义艺术家。

生成主义艺术家的工作媒介可能是绘画，装置，行为，声音或者观念，但这只是他们工作的一方面。在更深度的对话中，他们会告诉你：他们工作真正的对象不是这些具体的作品，而是生成作品的过程。这种言语往往令人困惑，似乎我们能够听懂但并不能令人信服。本次展览中，我们选择了7位艺术家：何伟，劳大伦，雷鸣，司马源，山本捷平, 史蒂文·歌立德以及云峰，并将展览的重点设定在关注这些艺术家工作中的观念，工作过程中的结构以及自己如何让随机性和偶发性参与并决定自己最终的结果。同时在展览的写作中，我们使用生成主义的话语详细分析了每一位艺术家的工作，希望唤起一种新的认知其作品的视角，确定一种价值的标准。同时，我们希望即由”生成式”创作本身所构成的文本意义，随着历史语境的不断更迭，得以不断生成新的意义，形成意义的转义与流变。